何镇邦
我们把刘震云的长篇新作《故乡面和花朵》看作是世纪之交我国文坛上一部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长篇小说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。 首先，它是中国的第一部真正意义的“精神长篇小说”。法国作家乔治·杜亚美在描述长篇小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发展的趋势时，指出其重要的变化即以情节长篇小说向精神长篇小说的转化，“现代小说家想了解的主要是心灵，它被看成是基本的最高尚的现实，决定着其余的一切。” 刘震云试图用主要精力去关注他笔下人物的心灵并进行深入开掘。这就是普鲁斯特在其长卷《追忆逝水年华》中所开辟的道路。 刘震云在小说中用那么多看似调侃实则严峻的笔墨解剖“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”秘书长俺孬舅（刘老孬）以及俺孬舅身边的种种人物———俺孬妗冯·大美眼、瞎鹿叔叔、小麻子和六指以及诸如刘全玉、脏人韩等等———的心灵，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二十世纪末乡村文化的解剖，也是对我们民族灵魂的解剖，扩而言之，又是对世纪末人类灵魂的一次有深度的解剖。 其次，《故乡面和花朵》又是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一次有意义的试验。小说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线型或板块组合的叙事结构，其结构方法也不限于时空交错，而似立体交叉，且把传统和现代糅合在一起，把叙事、议论、抒情融于一炉。 此外，小说中瑰丽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也令人震惊。如“我”（小刘儿）和俺孬舅骑着“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”的毛驴逛丽晶时代广场时，对毛驴和时代广场的描写；再如大腕瞎鹿和巴尔·巴巴的故事。这种艺术想象同小说中的调侃、排比式的语言，构成一种汪洋恣肆的艺术风格。而这，正是一部大气的作品所需要的。
